引言

父母为子女婚后购置房屋出资，是当代中国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常见形态，亦是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的争议焦点。自2003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以来，相关规则历经多次调整，裁判思路发生了实质性转向。

2025年2月1日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第八条，在继承《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约定优先”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于分割环节引入了以出资来源为核心的裁量逻辑。本文旨在梳理规则演变脉络，结合典型案例，分析现行裁判框架，并提出实务建议。

一、规范基础的演变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已废止）

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其规则逻辑为：婚后父母出资，推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除非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该规则以“推定赠与双方”为出发点，父母欲排除该推定需承担举证责任。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已废止）

该条第 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其核心逻辑为：以产权登记推定赠与意思——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即推定为对己方子女的赠与。

该规则将物权登记与婚姻法上的赠与意思直接挂钩，在实务中引发争议。有学者指出，该规则“虽然有利于保障贷款银行的利益，但忽略了产权登记与父母真实赠与意图存在不一致的可能，人为制造了家庭矛盾”。

（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

该条回归《民法典》框架，规定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民法典》第 一千零六十二条第 一款第四项处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除赠与合同确定只归一方的以外，为夫妻共同财产。该规则确立了 “约定优先、无约定则推定共同” 的基本框架，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中以登记推定赠与意思的规则予以废止。

（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现行有效）

《司法解释（二）》第八条在“约定优先”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两种情形作出分割规则的规定：

第 一种，一方父母全额出资： 有约定的按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第二种，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双方父母出资： 有约定的按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五）规则演变的内在逻辑

纵观上述规则演变，可以提炼出三条清晰的制度逻辑线索：

第 一，从“推定”走向“约定优先”。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以推定为核心机制——先推定赠与双方，再由父母举证推翻；《司法解释（二）》则将“约定”置于首位，无约定时才进入法定推定与裁量。这一转变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反映了对父母真实意愿的关切。

第二，登记与赠与的脱钩。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将产权登记作为推定赠与一方的依据，《司法解释（二）》则不再将不动产登记与赠与的意思表示推定关联。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丹指出，这一导向旨在“引导大家不要再关注加名、登记，这样可能会给婚姻埋下不和种子的行为”。

第三，分割环节从“原则均等”转向“出资来源优先”。 《司法解释（一）》的逻辑是“共同财产→原则均等”；《司法解释（二）》的逻辑是“共同财产→出资来源优先→综合裁量”。有分析指出，第八条坚持了“出资资金归属”与“子女购买房产归属”脱钩、“物权维度的产权登记”与“婚姻维度的房产归属”脱钩的立场。

二、典型案例

案例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李某与张某离婚纠纷案

2024年7月，李某以与张某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张某同意离婚，但主张分割婚后登记于二人名下的一套房产，认为该房产的购房款项部分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平等分割。李某则认为购房款均来自其父亲，该房产为其父亲对其的单方赠与，为其个人财产，无需分割。

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李某提供的银行流水及购房发票，诉争房产系李某的父亲以征收补偿款全额出资购买，房产中介费及相关税费亦均由李某的父亲支付。然而，购房时李某父亲并未明确该房产仅赠与自己的子女。

裁判理由：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民法典》第 一千零六十二条第 一款第四项及第 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除赠与合同确定只归一方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法院同时指出，共同所有并不意味着共有人份额均等，共有人是不分份额地共同共有。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通常按照每人50%份额进行分割，但在财产出资均来源于一方父母时，可在分割时将房屋判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同时综合考虑购房款来源、双方对诉争房产的贡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法定原则等因素来确定补偿数额。

裁判结果：鼓楼法院判决诉争房产归李某所有，酌定李某向张某支付房产估价20% 的房产折价款。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本案判决时《司法解释（二）》尚未颁布，但处理结果与其第八条第 一款的精神一致——在父母全额出资且无明确约定的情形下，法院将房屋判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同时给予另一方合理补偿（20%）。该案体现了从“原则均等”向“倾向保护出资方”的裁判思路转变，也揭示了“共同共有”与“均等分割”之间的制度张力——共同共有解决的是权利归属问题，分割比例则是独立的裁量问题。

案例二：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人民法院——大强与芳芳离婚纠纷案

大强与芳芳于2018年登记结婚。2015年，大强的父母为大强支付首付款购买房产一套并偿还贷款。2021年房产登记至大强名下后，芳芳提出加名要求，大强同意并将房产权属登记变更为双方共同共有。后双方感情破裂，芳芳起诉要求离婚并分割该房产。大强认为该房产系父母出资购买并偿还贷款，应归父母所有，芳芳无权分割；芳芳则认为房屋已变更登记为共同共有，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并平均分配。

裁判理由：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权属的证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为大强，故房屋并非大强父亲所有。婚后大强将登记于自己名下的房屋变更为与芳芳共同共有，该行为系赠与，已完成权属变更登记，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法院同时指出，共同共有不等于平均分割，应结合合同签订、购房款支付、婚姻关系存续期限、各方对家庭财产的贡献、离婚原因等因素综合考量。

裁判结果：酌定芳芳对房屋享有30% 的分配比例，判决房屋归大强所有，由大强给付芳芳相应份额的折价款。芳芳不服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本案涉及婚前一方父母出资首付、婚后加名的特殊情形，体现了《司法解释（二）》第五条（婚后加名）与第八条（父母出资购房）的交叉适用问题。核心裁判逻辑有二：其一，婚后加名完成权属变更登记的，构成对另一方的赠与，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二，共同共有的登记方式不决定分割比例，分割仍须以出资来源为核心考量因素。30%的分割比例，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展开。

三、裁判逻辑的总结

综合上述规范分析与典型案例，可以提炼出以下裁判逻辑：

第 一，“约定优先”是制度的第 一性原则。 《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的两款均以“有约定的按约定”为前置条件。如果父母出资时通过书面赠与合同明确表示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通过借款协议明确为借贷关系，则直接按约定处理，法定推定与分割规则均不适用。最 高人民法院指出，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借贷”，主张借贷的一方承担较重证明责任。

第二，定性层面维持“无约定推定共同”的立场。 《司法解释（二）》并未改变《司法解释（一）》的定性规则——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父母出资及房屋仍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这一事实，不影响定性。

第三，分割层面从“原则均等”转向“出资来源优先”。 这是《司法解释（二）》最 具实质意义的调整。全额出资情形下，法院可直接将房屋判归出资方子女；部分出资或双方出资情形下，以出资比例为基础进行分割。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指出，双方父母出资比例为2:8时，原则上房屋归出资80%一方，但补偿不一定就是20%，需综合婚姻情况、共同生活情况、孕育子女情况、过错等因素判断。

第四，登记状况不决定分割结果。 上述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一结论——李某案中房屋登记在双方名下，仍判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大强案中婚后加名为共同共有，仍仅判30%给加名方。登记状况在分割中仅为参考因素，出资来源才是核心决定因素。

四、实务建议

第 一，出资安排前置化、书面化。 父母出资时，建议以书面形式明确出资性质（赠与或借贷）、赠与对象（己方子女或夫妻双方）、是否附条件等核心内容。口头约定在诉讼中难以举证，事后补签的协议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

第二，注意证据的形式与真实性。 出资后补签的借条或协议，在实务中可能因“意思表示系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后而产生”而未被采信。建议在出资当时即形成书面文件，并保留银行转账凭证、购房合同、付款记录等完整证据链。

第三，关注登记状况但不过度依赖。 《司法解释（二）》切断了登记与赠与推定之间的关联，登记不再是“护身符”。但登记状况仍可能作为分割时的参考因素，不宜完全忽视。

第四，区分婚前与婚后出资。 婚前父母出资，没有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婚后出资则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二）》的规则体系。两种情形在法律后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应分别处理。

结语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八条在定性层面延续了“无约定推定共同”的立场，但在分割层面引入了以出资来源为核心的裁量框架，从“原则均等”转向了“倾向保护出资方”。这一转变既回应了父母出资保障子女权益的现实需求，也通过“综合考量”条款保留了婚姻家庭法对弱势一方的保护功能。上述典型案例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裁判逻辑的展开。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理解规则的演变逻辑、把握“约定优先”的制度底色、关注个案中的裁量因素，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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