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成果：多次申请取保被拒→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六个月

案情简介

当事人与被害人系同居恋人关系，因生活琐事和经济压力，当事人在短时间内多次与被害人发生肢体冲突，最后一次造成被害人轻伤一级。案发后，当事人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被害人于案发后五日即出具谅解书，表示对当事人的完全谅解。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后，家属及辩护人多次申请取保候审，办案机关均未同意。当事人在看守所羁押近四个月，直至一审开庭仍处于羁押状态。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一年，未建议适用缓刑。

经庭审辩护，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定自首、自愿认罪认罚、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六个月。

办案要点

本案结果看似“平淡”——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取得谅解、判缓刑，在实务中并不罕见。但本案的可贵之处在于：审前全程羁押、公诉机关未建议缓刑的被告人，一审最终获得缓刑判决。这一突破，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

根据笔者近年来办理故意伤害案件的经验，审前羁押状态下最终获判缓刑的案件比例不足5%。大多数情况下，审前能否取保，几乎决定了判决是否适用缓刑——审前取保的，缓刑在望；审前羁押的，实刑几成定局。这也是为什么“审前羁押状态下争取到缓刑”值得认真复盘。

回顾本案的辩护路径，核心突破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di yi，将谅解书的“含金量”做深做透。

本案的谅解书并非一纸空文——被害人与当事人不仅是恋人，且已经见过双方家长、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关系性质从单纯的恋爱关系转化为准婚姻关系。被害人在羁押期间多次写信鼓励当事人、明确表达等待意愿。我们将这些事实系统整理、当庭呈现，使谅解从“纸面上的”变为“有温度的”，让法庭切实感受到双方社会关系已经实质修复。

第二，援引同类缓刑案例，以“同案同判”压缩裁量空间。

我们检索了同一法院及同一地区其他法院的生效判决——其中不乏犯罪结果更重（重伤二级）、情节更恶劣（持刀、纠集多人）的被告人，在取得谅解后被判处缓刑的实例。“举重以明轻”，本案当事人未使用任何器械、事出感情纠纷、具有自首+认罪认罚+谅解三重情节，更应适用缓刑。这些案例为法庭提供了有力的裁判参照。

第三，在认罪认罚制度下争取“量刑建议外”的缓刑空间。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虽未建议缓刑，但《刑事诉讼法》并未将量刑建议的“刑罚执行方式”纳入法院必须采纳的范畴。我们在庭审中明确提出：认罪认罚是对罪名的认可和对量刑幅度的接受，而非对“实刑”的认可。法院最终在量刑建议的刑期幅度内（一年有期徒刑），另行决定了缓刑的适用，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结果如图：

专业视角：故意伤害案件中谅解对缓刑的影响——基于实践经验的观察

故意伤害罪是实务中zui gao发的罪名之一。据相关实证研究，在2896份故意伤害案件一审判决样本中，轻伤案件被告人赔偿的比例约为71.7%，重伤案件中约为66.1%，死亡案件中约为57.9%（数据来源：《故意伤害案件办理指引》第三章，高通，南开大学法学院）。可见，赔偿与谅解在故意伤害案件中具有普遍性。但“普遍存在”不等于“普遍发挥作用”——赔偿和谅解在什么条件下能真正影响刑罚执行方式（即缓刑适用），才是辩护实务的核心关切。

结合笔者多年来办理的大量故意伤害案件，以下从实务角度梳理谅解与缓刑之间的影响机制。

一、谅解书的三个层次：从“纸面谅解”到“实质谅解”

实践中，谅解书存在明显的质量分层。并非所有的谅解书在法庭上具有同等分量：

本案中的谅解属于典型的“深层谅解”：被害人在羁押期间持续与当事人通信、庭后主动联系审判人员强烈请求缓刑、双方具有进入婚姻的现实基础。这也是法庭在量刑建议之外另行决定缓刑的重要依据。

辩护启示：在承办故意伤害案件时，不能满足于“拿到了谅解书”。应当有意识地挖掘和呈现谅解的“深度”——被害人谅解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双方关系是否已经实质修复？是否有超越金钱赔偿的情感或社会关系基础？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谅解书在法庭上的穿透力。

二、谅解在缓刑适用中的“临界效应”

基于笔者的办案经验，谅解在故意伤害案件的缓刑适用中呈现出一种“临界效应”：

在没有谅解的情况下，即便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轻伤案件的缓刑适用概率显著下降。被害人出具谅解书，是法庭判断“社会关系是否修复”、“再犯风险是否可控”的最直接依据。

在有谅解的情况下，缓刑适用的概率大幅上升，但并非“有谅解就必然缓刑”。法庭还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①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是否持械、是否多次、是否针对弱势群体）；②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是否真诚悔罪、供述是否稳定）；③社区矫正的可操作性（是否有固定住所、是否有适当监管条件）。

在本案中，当事人面临的不利因素是“多次殴打”的恶劣情节——这也是办案机关多次拒绝取保的重要原因。但我们通过三个方向化解了这一问题：其一，强调每次冲突均系琐事引发、非蓄意暴力；其二，提供证据，证明关系的亲密性和特殊性；其三，援引同地区类似情节且获缓刑的裁判案例，证明缓刑并非于法无据。

三、谅解的“时机效应”：越早月好，但“迟到的谅解”也有其价值

关于谅解的时间节点，实务中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立案前／侦查初期谅解：对强制措施的影响zui da。此时谅解最容易促成不批捕或取保候审，进而为后续缓刑奠定“审前非羁押”的有利基础。

审查起诉阶段谅解：对量刑建议的影响zui da。此时检察官正在形成量刑建议，谅解可作为重要的协商筹码。

审判阶段谅解：对最终的缓刑适用仍有影响，但此时被告人往往已经羁押较长时间，谅解的效果更多体现在“论证缓刑的合理性”而非“改变羁押状态”。

本案中，谅解发生在案发后五日（侦查初期）。从时间节点来看，属于最有利的“早期谅解”。但由于案情本身具有多次殴打的恶劣情节，早期谅解并未转化为审前取保——这也恰恰说明，谅解是缓刑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笔者此前办理的部分故意伤害案件中，对谅解时机的运用也有不同体现：

某案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后三十天内取得谅解，成功在刑拘三十天时取保候审，后案件撤案；

某案在三十七天审查批捕阶段，以谅解+情节轻微为由，成功争取不批捕，后案件撤案；

某案重伤结果，以正当防卫为核心辩护方向，结合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最终获得jue dui不起诉。

这些案例的共同规律是：谅解发挥作用的空间，与谅解介入的时间呈正相关。越早取得谅解，越有可能在刑事诉讼的前端程序中取得突破。

四、“赔偿≠谅解”——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辩护盲区

赔偿与谅解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其量刑影响力也存在差异。根据相关实证研究，在司法实践中，赔偿和谅解被作为两个独立的量刑情节被纳入考量——赔偿主要体现“损害修复”，谅解则体现“关系修复”，两者不可互相替代。

实务中常见的问题是：被告人完成了赔偿，被害人出具了“收条”或“谅解书模板”，辩护人即认为“谅解工作已完成”。但实际上，如果谅解书仅体现经济赔偿的事实而无情感层面的谅解表达，法庭可能将其理解为“赔偿”而非真正的“谅解”，量刑效果大打折扣。

辩护人在审查谅解书时应关注的要点：

①谅解书中是否明确表达了“谅解”的意思（而非仅确认收到赔偿款）；

②谅解书是否由被害人亲笔书写或口述（格式化的打印文本效力相对较弱）；

③被害人是否表达了希望司法机关从宽处理的具体诉求；

④是否有谅解书之外的辅证（通信记录、电话录音、当庭陈述等）。

五、风险提示

在聚焦谅解与缓刑关系的辩护策略时，以下风险值得注意：

谅解不是“免罪jin pai”。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如手段残忍、针对未成年人等）的故意伤害案件，即便取得谅解，缓刑的适用空间仍然有限。辩护不应向当事人作出“只要谅解就能缓刑”的承诺。

谅解的真实性可能被质疑。如果谅解的赔偿数额明显偏离实际损失，或者谅解发生的时间点存在异常（如量刑建议已确定后才匆忙获取），法庭可能质疑谅解的真实性。

和解与谅解的程序差异。《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限制。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属于可以和解的范围；但致人重伤的案件，和解的适用有更严格的限制。辩护中应注意区分“刑事和解”与“被害人谅解”两个概念，不可混淆。

刘勇律师团队：

特别声明：本文所述案件信息已经脱敏处理，不涉及当事人真实姓名、住址、单位名称及其他可识别信息。案件结果仅代表个案，不作为对任何其他案件的承诺或保证。